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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技术史研究综述在英语世界，技术史作为一门学科建制，大约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其标志是鸿篇巨著牛津版《技术史》的出版（第1至5卷出版于1954-1958年，后两卷于1978年出版，第8卷总索引在1984年完成）。以及美国“技术史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SHOT）的成立（1958年）及其会刊《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的发行（1959年）。

大约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技术史滥觞的第一个阶段。斯塔迪梅尔（John M. Staudenmaier）的《技术叙事者》[1]一书对这一阶段的技术史工作进行了回顾和反省。在这一阶段，学者们更多关注技术发明本身的来龙去脉，技术史偏重于对人类的各种发明创新的记录和陈列。技术往往被认为是征服自然的工具或科学的应用，技术史反映了人类的进步史。

牛津版《技术史》的主编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编者确信，在我们的技术文明中，人的价值在于对方法和技能的理解，人类运用这些方法和技能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控制并逐渐使现实生活更加舒适。”[2]

当然，这种狭隘的技术观从一开始就饱受质疑，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1934年出版的《技术与文明》中就对这种“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的人性观提出批评，在芒福德那里，尽管技术是历史的线索，但历史的主角或焦点始终是人，而人的价值在其丰富的文化创造，而非单纯的力量增长。因此芒福德总是把具体技术置入更广阔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语境下谈论。

林恩·怀特（Lynn White）于1962年出版的《中世纪技术与社会变迁》[3]一书也是一部典范，它把技术置入到包含文化、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整体语境下考察。

到了70年代末，在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下做技术史逐渐成为学界主流。标志是美国技术史学界为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而举办的一系列学术会议，特别是在罗诺克会议（The Roanoke Conference）[4]中，参会者一致认为技术史不能囿于学科，应当引入经济史、人类史、社会史等各种资源和视角，考察技术发展的历史语境。

1978年出版的牛津版《技术史》的6、7两卷也反映了这一趋势，这两卷与前5卷的风格有所变化，更多地关注了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

同时，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70年代的崛起，在80年代，社会建构论也为技术史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比克、休斯和平齐于1987年编写的《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5]一书可以视作社会建构论技术史的一部纲领。

另一方面，同样在70-80年代，历史学学界的时尚开始从计量史学转向新文化史。新文化史不再执着于图表和数据，而是关注整体的文化环境和细微的生活场景。随后也有许多历史学家从文化史出发，关注物质文化史、身体史、日常生活史等，从而涉入了技术史的范畴。

总之，80年代起，技术史与科学哲学或历史学中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走向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

当然，并不是说在80年代以前，技术史家就只关心技术本身而不关心文化的其它方面了。从《技术与文化》这一杂志的名字就能看出，技术史这一学科从一开始就未曾忽略文化。不过在早期，文化的其它方面往往只是作为描述技术史时的一些消极的周边元素，作为与技术发展相平行的参照维度而被提及，而与技术发明本身的来龙去脉没有直接关系。但在70年代之后，“文化”更多被视为一些积极的、建构性的要素，是技术之所以可能被发明或推广的必要前提。另外，早期的技术史，也包括一部分社会建构论，更关心技术本身的发明或创新过程，关注技术本身的内在逻辑，或者只是关心文化因素对技术发明的影响，但不注意新技术被推广应用之后对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新的趋势不再专注于技术发明，总之，技术与文化之间不再是相互平行，或谁决定谁，而是相互交织，相互构成的关系。

另外，技术史关注的中心或者说叙事的“主角”也在发生变迁，在斯塔迪梅尔2009年的回顾中[6]，这被认为是技术史学界近2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再是关注那些（男权主义的）举世瞩目的伟大发明及相应的发明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们，而更多地关注普通工人和一般市民的技术实践，在新的技术史叙事中，小市民和发明家同样重要；厨房和研发实验室同样重要；最终失败的技术探索也和成功的重大发明一起得到考察；女性、非西方传统、少数族群等原本处于边缘的领域也得到更多重视。

二、新时代的技术通史我们看到，近几十年技术史的基本趋势是，避免“宏大叙事”，反对辉格式的进步史观，进入历史语境，侧重于细微的生活场景。

但在这一潮流下，通史的写作成了问题。后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更关注细微的、边缘的、碎片化的具体问题，但对于如何组织一部完整连贯的通史，似乎并没有更好的策略。

当然，把关于各个时代各种技术的叙述集合起来，不失为编纂技术通史的办法，如辛格主编的牛津版《技术史》和卡尔森主编的《世界史中的技术》[7]等都是如此。但如果没有明确的线索进行串联，这部通史也只能是一部资料集，而很难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历史讲述。例如，我们可以简单地按照年代顺序依次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编成一本书，但这一本书仍然只是“四大名著”而不能成为“一个故事”。作为一部通史，尽管难免有所跳跃，它毕竟应该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而仅仅给形形色色的事件贴上相应的年代标签并据此排列顺序，并不足以将它们串联起来。

要解决通史不“通”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吸取近几十年技术史的新进展的同时，重新审视技术史的编史学问题，考察技术与人性，技术史与人类史之间的关系。

1.为什么需要技术通史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于历史的碎片化，而一定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呢？

首先，这或许是一个教学或普及的需要：需要提供一幅入门的、概览的图景。但问题是，这一概览的历史总图对于人们理解具体时代的技术场景是必要的前提吗？事实上，正如世界地图并不是某一地方的旅游线路图的前提，通史也并不是理解具体历史细节的前提。

但通史虽然无助于深入理解某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但却有益于理解不同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理解我们当下境遇的历史位置。

历史学的意义不只是提供一些仅供猎奇的奇闻异事，历史学的兴趣发自我们对自身处境的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而历史学回答了问题：我们在人类史中正处于怎样的地位，这一境遇的来龙去脉又如何。

正如《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

世界地图的出现改变的不只是人对世界的认知，也改变了人的自我认知，西学东渐时世界地图对中国人的冲击正是对自身的重新认识。一幅通史图景也同样会提供一种自我认知。辉格式的进步史和中央帝国的幻想一样，把自己置于一切的中心。我们要打破这种傲慢自大的图景，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应该绘制一幅新的图景了。无论我们的地位是否应处于中心，我们始终希望找出和确立自己应处的位置。

2.通史的完整性要为技术史提供一个一般的、完整的、连贯的图景，势必要贯彻某种基本的线索或者旨趣。但正如斯塔迪梅尔所说，语境主义让线索明晰（clear-line）的叙事方式[8]变得可疑。无论是进步也好，堕落也好，我们很难在丰富的历史境遇之间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明确线索。

事实上，把图景整合起来的未必是一条单一的线索，而是一个特定的视角。历史是对我们当下处境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整理历史材料。

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辉格史”的回归，如果我们在广义上把辉格史定义为从当下结果出发马后炮式地向前回推的话，这的确是一种辉格史。但同狭义的辉格史不同的是，首先我们对历史的重构是自觉的，是经过反思而采取的视角，而不是未经反省的成见；其次，我们承认历史的多重可能性，悬置价值判断，并不以现代的结果作为唯一或最高的标准。简而言之，从我自己出发绘制一幅街区图，与把我自己绘制在街区中心是两码事。基于我的角度，公厕所处的位置很可能比老张家所在的方位更加重要，因此在我绘制的地图中对公厕的定位和标识往往更加鲜明，但这丝毫不表示我认为老张的地位比厕所还低贱。

技术通史的编写应当基于我们自己时代的关切，例如，我们关心现代人机械化的世界观和刻板的生活节奏，我们就尝试去追溯相关机械技术的来龙去脉，审查其中的必然与偶然。如果我关心现代人的政治体制和社交生活，那么我可能需要更多地追溯相关传播媒介技术的来龙去脉。

于是，在我们的叙史图景中，哪些事物的份量更重，取决于我们对当下处境的不同关切，当然，通过历史的追溯，又可能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当下处境的理解。并没有什么超越任何视角的客观标准来衡量每一事物的历史意义。

3.整合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在技术史研究中向来有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而在1990年前后，受到社会建构论影响的美国技术史家自觉对技术决定论进行“清算”[9]，社会建构论不再认为技术是一个有其自身发展逻辑的自主系统，而是时时刻刻在社会中被形塑的。

但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矛盾也许只是一种误会，这种对立基于这样一种技术观或社会观，即把技术/器物与社会/文化视作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于是才有了“谁决定谁”的问题。事实上，技术器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许是诸如“内—外”、“正—反”的一体两面的关系。技术是社会结构的固化或外化，而社会交往由受到技术结构的限制和引导。与其说技术决定文化或文化建构技术，不如说技术与文化是同一个结构的不同侧面。

因此技术通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化史，我们把技术器物的发展变迁作为叙史的线索，但同时关心的正是人类文化的变迁。技术既是文化变迁的外在表现，也是其内在原因。技术与文化相互构成，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追问它们谁决定谁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在具体的场景下我们能够说明某只鸡可能由哪只蛋孵化，某只蛋又来源于哪只鸡。在具体的语境下，我们可以分析某种新技术的社会起源，也可以追溯某种社会形态的技术前提。

4.重审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在技术史学科兴起之初，学者们就基本上抛弃了“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这一狭隘的“常识”。但如果从此只是简单地认为技术与科学没有关系，那恐怕也是过于懒惰了。技术通史既然从这个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当代处境出发去追溯，当然也难以回避技术与科学之间如何纠葛的问题。如果说在这个时代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并非偶然，那么这是如何可能的？

我们认为，狭义上的科学，也就是现代数理—实验传统的自然科学，可以视作技术的一支特例，是西方技术史的后果之一，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尽管从事实上说的确并非现代科学的应用，而是相互独立地发展的，但现代技术与现代科学的确分享着某些相同的逻辑，分享着相同的时代精神。

而从广义上讲，如果说科学指包括身体知识、默会知识在内的一般的人类知识，那么技术又可以说是某种“科学的应用”，是知识固化和持留的形式，是人类记忆的延伸。

因此，技术通史可以同时是一种文化史或思想史。也就是说，技术物和科学理论一样，被看作人类思想的成就，只不过后者是由纸笔这些特定的技术所固化的知识形式，而其它技术同样是以各自不同的形式固化着人的知识。而追究各种技术物所蕴含的思想结构，也可以勾勒出一条人类思想的发展逻辑出来。

参考资料 Staudenmaier, J. M.(1985), Technology’s Storytellers, MIT Press

Staudenmaier, J. M. ‘SHOT at Fifty’, 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 50, No. 3 (Jul., 2009), pp. 623-630

Staudenmaier, J. M. ‘Rationality, Agency, Contingency: Recent Trend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0, No. 1(Mar., 2002), pp. 168-181

The Roanoke Conference–Critic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Roanoke, Virginia, August 14-18, 1978, I. Summary，见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21, No. 4 (Oct., 1980), pp. 617-620

Bijker, W. E., Hughes, T. P., & Pinch, T. J. (Eds.). (1989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MIT Press.

Carlson, W. Bernard(2005). Ed.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rritt Roe Smith(1994) Ed.,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MIT Press.

White, Lynn (1962).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d Edgert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or History: What Is the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 About’,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51, No. 3 (July 2010), pp. 680-697

Pacey, Arnold(1990).. Technology in World Civilization: A Thousand-Year History. Cambridge: MIT Press.

Pacey, Arnold(1992).The Maze of Ingenuity: Ideas and Idealism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MIT Press.

Pacey, Arnold (2001). Meaning in Technology , MIT Press

陈玉林（2010）：《技术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东北大学出版社。

辛格、霍姆亚德、霍尔（2004）主编：《技术史I》，王前孙希忠主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芒福德（2009）：《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斯塔夫里阿诺斯（2006）：《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 John M. Staudenmaier(1985), Technology’s Storytellers, MIT Press

[2] 《技术史》第I卷，中译本第19页

[3] White, Lynn (1962).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The Roanoke Conference–Critic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Roanoke, Virginia, August 14-18, 1978, I. Summary，见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21, No. 4 (Oct., 1980), pp. 617-620

[5] Bijker, W. E., Hughes, T. P., & Pinch, T. J. (Eds.). (1989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MIT Press.

[6] John M. Staudenmaier, ‘SHOT at Fifty’, Technology and Culture,Vol. 50, No. 3 (Jul., 2009), pp. 623-630

[7] Carlson, W. Bernard. Ed.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John M. Staudenmaier, ‘Rationality, Agency, Contingency: Recent Trend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30, No. 1 (Mar., 2002), pp. 168-181

[9] Merritt Roe Smith (ed.), Does Technology Drive History? :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MIT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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